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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盛、衰落与崛起：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变迁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度之一，她的发展经历了极其独特的历史变迁。中国先是经历了长期的强盛。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从公元元年以来的两千年中，90%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于世界首位。

据麦迪森计算，从公元元年到19世纪初，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其中，从公元元年到1500年，中国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大部分时间（1——1000年）在1/4左右，最低的时候（1000——1500年）也在23%左右。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艺术都处于高度发达的状态。

1500年以后的300年是世界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内在特性，中国失去了与世界工业化同时起步的战略机遇，因此，这一阶段西欧追上中国并超过中国。1500年之前，西欧经济总量从没有达到中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从1500年左右起，西欧开始对中国经济迅速追赶。到18世纪初，西欧经济规模第一次赶上中国的水平。19世纪初，日渐衰落的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得到了一次复苏，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于1820年一度达到了33%的最高记录。而后中国经济一落千丈，西欧也在同中国相持100年左右之后最终远远地超过中国。

从1820年到1949年，是世界加速工业化的黄金时期。由于外国的侵略，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破产，而工业经济发展受到遏制。中国再次失去工业化的历史机遇，并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经济由此进入了彻底衰落的阶段，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几乎以每40到50年下降一半的速度衰落。187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降为17%，1913年为8.9%，1950年为4.5%。正是在这一个历史阶段，美国经济总量于19世纪最后10年中超过中国。1820年美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只有1.8%，到1870年上升到8.9%，1913年上升为19.1%。

1949年，人民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使得中国能够启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而遏制了1820年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经济比重不断跌落的局面，结束了中国经济不断衰落的历史。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初步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经济的起飞准备了条件，把中国经济从历史的最低谷中彻底拯救出来。1973年同1950年相比，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扭转了下滑的局面，持平中并有上升，由4.5%提高到4.6%左右。这一历史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当中最为传奇的事件是日本的迅速崛起。

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则为中国经济开始在世界上崛起注入了动力。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开始回升，到1998年，中国经济总量（按照PPP计算）占世界的比重已经上升到11.5%的水平，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经济迅速崛起的历史新阶段。

从现在到2020年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它关系到中国能否在当前发展的基础上，在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上再上一个台阶，超过美国，达到世界总量的22%，进入经济发展的强盛期。

中国经济总量在历史上虽然曾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由于中国人口长期来（至少在我们研究的起点，即公元元年）远远多于外国（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所以在人均经济水平上并不高。而且，中国人均经济水平领先于世界的时间处于传统社会阶段，而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经济发展特征是人均经济增长率几乎为零。因此，中国人均经济水平在世界上的长期领先并没有带来人均财富在时间上的积累效应，因而也不可能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资本积累（包括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因而，这种领先是一种静态的经济领先。一旦其他国家开始现代经济增长，中国的静态领先地位就会迅速丧失。尽管从公元元年以后的1500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人均收入而言一直是世界领先的。但是，随着西欧在16世纪之后揭开现代经济增长的序幕，中国人均经济领先地位迅速丧失。

首先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使欧洲国家在实际人均收入和科学技术能力方面追赶并超过了中国。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让位于西欧，但是由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还限于欧洲，因此，中国人均经济水平继续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

1820年之后，随着近代世界工业化的迅速成长与扩张，以及中国从1820年到1950年经历国外侵略和国内战争，中国开始大大落伍，并且急剧地衰败。中国人均经济水平开始迅速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麦迪森的计算，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由1820年的90%，下降到1870年的61%，1913年的37%，到1950年又进一步下降为21%短短70年，中国由世界上相对富裕的国家变为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既降低到中国历史最低点，也降到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4，位居世界后列。这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所继承的历史遗产和赖以起步的初始条件。

中国是在1950年才开始正式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1950年到1978年期间，中国在首先抑制了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继续下降的趋势之后，又逐渐控制了人均GDP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下降的趋势。但是，人均GDP相对于现代工业化国家（特别是欧洲和日本）继续下降的格局未能避免。1973年，中国人均GDP由1950年相当于日本的23%下降到7%，相当于西欧的水平也由1950年的10%下降为7%。

只到1978年以后中国人均GDP的相对水平才开始迅速上升。1998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迅速上升到55%，相当于日本水平的比例上升到15%，相当于欧洲水平的比例上升到17%。

分析世界各国经济的历史轨迹，可以将这一历史分为传统经济阶段和现代经济阶段。在传统经济阶段，人口与经济总量同步发展，人均水平增长率为零，人均经济水平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支撑社会生产的主要是经验性的传统知识和技术。现代经济的表现是人均经济开始增长。

根据中国经济历史轨迹与世界经济轨迹的关系，中国经济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代：在全球都处于传统经济阶段的时候，各国人均经济水平的相对关系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我们称之为静态稳定时代。而后，随着一些国家进入现代经济阶段，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轨迹出现动态变迁的局面，我们称之为动态变迁时代。根据中国与世界经济相对水平变化的方向，我们进一步将这个时代分为经济趋异阶段和经济趋同阶段。

以此为框架，公元元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历史轨迹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代、阶段和时期。

根据中国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中国人均GDP增长特点以及中国经济相对于世界经济水平的变动情况，把公元元年到2050年划分为两个时代：中国经济静态稳定时代（1——1700）和动态变迁时代（1701——2050）。

1700年以来到205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划分为两大不同阶段：经济趋异阶段（1700——1949）；经济趋同阶段（1950——2050）。具体来看，又可以把170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划分为6个时期：传统农业社会停滞时期（1701——1840）、传统农业社会解体时期（1841——1949）、现代经济增长初期（1950——1978）、经济起飞时期（1979——2000）、经济起飞中后期（2001——2020）和经济向成熟推进期（2021——2050）（表3）。

静态稳定时代（1——1700）。1700年之前，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处于传统经济社会，各国人均经济水平相对稳定，中国人均经济水平略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水平。

动态变迁时代（1701——2050）。1700年之后，世界各国先后开始现代经济增长，由于开始现代经济增长时间早晚的差异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快慢的不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处于动态变迁的过程当中，称之为动态变迁时代。它包含两个历史阶段：经济趋异阶段和经济趋同阶段。中国经济相对于世界经济（特别是1840年以来）的动态变迁特征是，先由强迅速衰落变为弱国，后由弱势迅速崛起变为强国，呈U字型曲线。

经济趋异阶段（1701——1949）。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出现差距，中国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并且经济差距不断扩大。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停滞时期（1701——1840）。1700年以后，由于工业化产生的现代经济增长已经在欧洲开始，但是中国依旧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下，中国人均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700年中国人均GDP为600美元（1990年PPP国际美元，下同），略低于西欧和世界人均水平，略高于日本人均水平。到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还保持在600美元，但是已经落后于日本人均水平，相当于日本和世界平均水平的90%，不足西欧人均GDP的1/2。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开始趋异。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解体时期（1841——1949）。1840年之后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传统农业经济解体。而在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开始扩散，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二梯队开始启动，世界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中国处于内忧外患当中，未能赶上这一次工业化的浪潮，这是中国近代在经济发展上所丧失的最大的战略机遇期。美国在这一时期当中由列强之一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841年至1949年期间，世界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展，世界产值增加了6倍多，世界人均水平提高了2.8倍，中国人均GDP反而出现下降，1950年中国人均GDP降为439美元，比1840年的水平下降了27%。因此，1841年到195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同世界大趋异的时期。到1950年，欧洲人均GDP相当于中国人均GDP的倍数，由1820年的2.1倍扩大到10.5倍；美国人均GDP相当于中国的倍数由2.5倍扩大到15.6倍。

经济趋同阶段（1950——2050）。20世纪50年代初期，社会发展停滞到最低点后，中国开始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进行了重大改革并向世界开放以后，走上与西方发达国家趋同的道路。

现代经济增长初期（1950——1978）。1949年中国取得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以此为基础，中国进入了迅速的全面工业化进程，在比欧洲晚了近200年后，现代经济增长终于在中国起步，并且实现了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快速增长。到1978年，中国成功地遏制了1840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下滑、人均GDP下降和人均GDP同世界人均GDP差距拉大的局面。但是，这一阶段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又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因种种原因没能把握这一次世界经济迅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日本正是利用这一历史时期由资源匮乏的战败国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因此，到1978年中国人均GDP仍居世界后列，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经济起飞时期（1979——2000）。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迅速上升，中国人均GDP同世界平均的差距迅速缩小，出现大趋同的态势。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是按照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水平由世界低收入组上升到世界下中等收入组。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1998年中国人均GDP为3117美元，是1950年的7.1倍，是1978年的3.2倍，已经进入世界下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与世界人均水平相对差距由4.82倍缩小到1.83倍，与西欧人均水平相对差距由10.46倍缩小到5.75倍，但是与日本人均水平相对差距由4.39倍提高到6.55倍。

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发展将先后经历经济起飞中后期（2001——2020）和经济向成熟推进期（2021——2050）。这两个时期，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历程。

摘自http://blog.sina.com.cn/u/475178b40100024w

 

 

古代中国GDP2006-01-18 20:32

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在公元元年中国GDP占到世界总量的26.2％，仅次于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公元1500年中国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公元1820年中国GDP占到了世界总量的32.9％，远高于欧洲国家的总和。

按照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在公元元年时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6％，在公元1000年时占22.7％，随后一直在20％以上，于1820年达到32.9％。然后落到1870年的17.2％，1913年的8.9％，从1950年到1980年一直在4.5％左右，但从1998年又上升到了11.5％。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国际元的测算，中国在2015年就会恢复历史上的地位，GDP总量占世界的20％，与美国等量齐观。高盛公司用美元为单位的预测是，中国2040年左右超过美国。引用这些数据是为了说明我们呼噜呼噜喝汤是有深刻原因的、是文明的，不能只用西方人的文明标准来衡量中国人。从1842年英国炮舰对香港的攻占到1978年伟大的改革开放这一个半世纪，用大历史的眼光来看，那是一个短暂的时期。
　　在19世纪前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约三分之一的时候，世界是封闭的，世界没有感受到中国，中国人也没有感受到跨文化问题，但是时隔200年后当中国有幸又成为世界GDP第一时，世界会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其实现在就开始了，美国《商业周刊》2004年12月一期的封面文章大标题是：“对美国产业来说最可怕的四个字：The China Price——中国价格”），中国也会强烈地感受到跨文化管理的问题。中国文化是有包容性的，在历史上我们包容了很多民族，还包容了元朝，包容了清朝，我们一定能够包容世界。
无论古今中外，像中国这样的巨大社会规模还是绝无仅有的。在西方历史中，只有西罗马帝国可以比拟，但它只存在了几百年就消失了。唯一可以与中国相比的社会是印度，我们可以看到，她也曾享有中国一样的巨国效应，并且将成为中国真正的巨国竞争对手。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实体。虽然某一朝代也会衰落，但同样规模的政治实体又会兴起，所以有汉、唐、宋、元、明、清的延续。在传统社会中，甚至在工业革命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巨国效应一直强烈地影响着中国。有一位英国学者名叫安格斯?麦迪森，他的兴趣是还原历史中的经济数据。他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指出，自公元元年一直到187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名列世界第一(第261页)。而1870年几乎是英国开始工业革命的一个世纪以后；这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北京遭受过英法联军的洗劫。而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高达33%。

　　由于社会规模巨大，虽然中国没有发展起现代大型企业，却享受着产业规模经济。因而在几乎2000多年的国际贸易中，一直保持着出超。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行销世界，其它国家却没有对等的大宗产品与之交换，从而中国只有大量地输入白银，这是当时的世界货币。据麦迪森的估计，从1550年至1700年，中国共输入了6951吨白银；而按照另一个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中的估计，自1550年到1800年，中国共进口了约60000吨白银(第208页)。按今天的白银价格计算，每年约有5亿人民币的贸易顺差，这在前工业化的社会中是很大的数字。正因如此，历代中国政府都奉行“近悦远来”政策，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自由贸易政策。明清个别时期的海禁政策只是例外，且目的不是近代西方所谓的“贸易保护主义”，而是针对来自日本和西方的海盗，以及本国的海盗和海上敌对势力。一旦紧张过后，政府还是要开放海禁。因为要“怀柔远人”，不仅关税较低，而且允许外国商人永久居住在中国城市。如汉唐以后，大量外国商人，包括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和粟特商人等到中国经商，他们大量居住在长安、扬州、洛阳、广州和泉州等贸易城市。有时在一个城市中多达十几万人。在明清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波斯商人”的角色。

　　相反，西方国家却是既倾心于与中国的贸易机会，又惧怕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较早时期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打交道，是因为这两国垄断了西方世界与中国的贸易。自从英国在1588年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逐渐获得了海上霸权，并与荷兰人一起打破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在另一方面，这些西方国家又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对付来自中国和东方的产品。17世纪，西班牙统治的菲律宾曾颁布过《禁穿华布令》；1700年的英国国会也曾通过法案，禁止棉布进口。其目的是针对印度和中国的棉纺织品。因为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在那时，“中国与印度合为一个超级世界”。这种局面，只是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依凭坚船利炮，将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强加于印度和中国，甚至凭借在印度生产、而在中国销售鸦片才得以扭转。

摘自http://hi.baidu.com/lishouli2008/blog/item/c8b422871a3f5e2ac65cc3dc.html

 

 

我国古代的人均GDP峰值无疑是北宋时达到的ZT

北宋朝税峰值达到1亿6000万贯。1两黄金=10两白银=10贯，所以，1贯=5克。现在1克黄金=19美元，按黄金折价，现在约值152亿美元。

北宋时的税率约为1/15，且农民不像现在有额外负担。并且也没有户籍制，想做生意就可以进城。商业尤为发达，司马光曾说：“世风日下，贩夫走卒接着丝袜”

由于其他赋税不多，那么GDP差不多是152*15=2280亿美元。当时北宋的人口差不多一亿，因此也可以有2280美元的人均GDP。其实，换算美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黄金的开采量有了极大的增长，所以，应该比2280美元高得多！

不知是否算错，毕竟这数字比今天还高！！！

铁的事实:大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封建王朝!!!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 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go-vern-ment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 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go-vern-ment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 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go-vern-ment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go-vern-ment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命的是这 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go-vern-ment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 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摘自http://bbs.55168.cn/thread-97987-1-5.html

 

 

在可以预见的21世纪里，清朝的GDP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巅峰！

在中国清朝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1750年，即清朝乾隆十五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几乎是1/3。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克什米尔争议地区，面积为440万km2）为24%。当时，欧洲最强大发达的英国、法国、普鲁士、俄罗斯和意大利五国之和仅占17%。但在这五国中看人均水平，俄罗斯和意大利与中国相近，英国、法国和普鲁士已超过中国。

直到1830年，即清道光十年，也是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十年，中国已从康熙盛世的顶峰衰落，但GDP仍占世界总量的29%；印度正在被英国征服的过程中（1848年整个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战乱中GDP急剧下降，仅占17%。而欧洲五国，英国、法国工业革命达到高峰，德国和意大利完成统一，俄罗斯工业革命开始发展，五国GDP之和占世界总量的29%，与中国相当。但是，五国的人均GDP已大大超过中国，当时英国人口1800万，GDP占世界总量9.5%，人均GDP是有4亿人口的中国的7.3倍。

20世纪开始的1900年，即清光绪二十八年，中国GDP仅占世界总量的6%。而世界形势为美国占23.6%、英国占18.5%、德国占17.9%、俄罗斯占8.8%、法国占6.8%、意大利占2.5%、日本占2.4%、印度仅占1.7%，这种变化就是工业革命的结果。占世界农业产量一半以上的两大农业国中国和印度仅占世界GDP的7.7%，说明农业时代的结束。美、英、德、俄、法、意、日共占世界GDP总量的80.5%。这一世界格局基本延续至今。其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各国和日本元气大伤，美国一枝独秀，GDP达3810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45%，几乎是半壁江山，欧洲五国加日本之和仅占41%，而中国只占4%。

从1900年到今天，105年的时间里，世界前9个经济大国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加拿大和西班牙超过了印度和俄罗斯，分居世界第8位和第9位，而2005年印度和俄罗斯分居第10和第12位，从发展潜力来看，2020年以前印度和俄罗斯将重回世界前9名，也就是说与120年前比较世界经济前9名没有变化。

以科学发展观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以下问题：

1.进入现代以来，世界大国的经济各有兴衰，但在全世界的位置基本稳定，说明经济发展是渐进的，难以一蹴而就，也不会一落千丈。同时，9国占世界GDP份额从100年前的近9/10，到现在的不到2/3，说明世界经济的多极化演变。

2.美国经济在世界独占鳌头的局面已延续100年以上，在本世纪仍难以改变。

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5位，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中国与百年来的低谷自相比较，而与世界大国的相对比较，2005年占世界GDP总量的4.9%，仅仅是超过了1945年的4.0%，还不如1900年的6.0%。尤其是人均GDP，尽管2005年我国GDP总量已超过法国，但人均GDP仅为法国的1/19，差距较1900年几乎没有缩小。

摘自http://bbs.cqzg.cn/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cqzg.cn/thread-525869-1-8.html

参考！

胆敢反皇帝的人必定是一群视民如草的乱臣贼子和亡命之徒

(欧美政府为何从来就没有支持过孙蒋革命党？)

（中国房地产观察随笔）

 

在中国5000年的帝王体制里，特别是2000年的皇帝政治制度之下，从来就没有人胆敢反对皇帝，更没有人胆敢反对帝制，，充其量也只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为全社会都明白“没有皇帝，老百姓就一定遭殃”和“皇帝是民众的保护神”的真理。因此，中国5000年帝王体制下的平民百姓根本就不希望发生任何革命，因为伴随革命而来的从来就是最最可怕的后果，黑道毒党及其奸民恶魔的士兵会大肆杀戮，平民老百姓即使躲过了屠刀，也必定因农耕的废弃而挨饿，遭受严重饥荒而成万上亿地毁灭。没有任何国家会向他们伸出援手，而他们自己也没有剩余的粮食作为救济，所以，2000年的帝制以来，全中国各族人民都发自内心地深深爱戴着自己的皇帝及其政治制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也认可朝廷用文字狱去严治“视民如草”的乱臣贼子及不法文人。另外，即使发生了改朝换代，也从来就没有人胆敢或想改变“以民为本”的国体和皇帝体制；就连文化不高的杀官如麻的朱元璋也意识到中国的平民百姓离不开皇帝及其民本国体制度化的保障。

辛亥革命实际上并不是一场革命，只是一小撮士兵因军饷闹事，清朝的皇民与职业军人们并不想推翻帝制，但是，乱臣贼子孙中山及其视民如草的革命党却丧心病狂地将起变成了一场流血冲突的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各族人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黑暗”二字，大家只知道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历史，但是，这段历史几乎被忽略，一是因为它比较短暂，只有五十三年；二是虽然这段历史是中国古典意义上的一片混乱，中原五个王朝走马灯似地轮换，中原以外十个割据小国亦雄雄自立，但毕竟人家那还是在实行民本国体和皇帝体制，唯一的区别是作为平民百姓保护神的皇帝在53年间走马灯似地在更换。即使如此，在中国历史学家的眼里，五代十国实为正统的中国价值观念的耻辱，是中华文明的“最大国耻”。

然而，如果将孙蒋所建立的中华民国与五代十国相比，嘿嘿，五代十国简直就人间天堂了。有句著名的台词所说的“民国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应改成“民国不如五代十国、北洋不如五代十国，五代十国不如大清！”。为什么说孙蒋国民党给全中国各族人民带来了黑暗？如果没有孙蒋国民党，一般中国民众还不知道什么叫“黑暗”，他们让4万万中国人丧失掉了中国5000年帝王体制下人民所拥有的一切权益，包括生存权，他们将中国各族人民推进了5000年历史上最最黑暗的历史深渊——“征收舆赋，竭万姓之脂膏”、“举国兵祸战乱，民不聊生，农工商失业，群盗满山，暴民遍野。普天之下，茫茫惨暗，天欲冥，地欲裂。日若暗，月若灭，仰俯环顾，大昏迷雾，百忧沉沉阴阴，而来袭人……今何时哉，人间何世也？”

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中华文明的“最大国耻”，其次才是五代十国。

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是一个有皇帝保护的“民为贵、君为轻、官为贼”、“兵少、官少、税赋轻、政府清廉、禁黨如禁毒”、“无黨祸、无兵祸、无官祸、无蛮祸、无匪祸”和“藏富于民、还富与民、保民、富民、爱民”的法制和谐社会。但是，孙蒋夺权中华民国之后，中国立即四分五裂，是一个“黨为贵、官为上、民为轻”、“兵多、官多、税赋重、政府贪腐、禁民如禁贼”、“视民如草、兵祸多、黨祸多、官祸多、蛮祸多、匪祸多、战乱多”和“藏富于官、还富于官、保黨、富官、爱黨”的尸山血海的“党治”、“军治”和“党国一体”的乱世。孙蒋对中国5000年的帝制采取了“三光”政策。一是死光，二是花光，三是诽光。

一所谓的“死光”就是辛亥革命功臣张振武所叫嚷的“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的恶性诅咒，也就是要让清朝4万万民众全死光，孙文的民主革命才有可能成功。于是，孙蒋革命党对中国发动了比外战还残酷的革命内战。1949年以前，孙蒋革命党的血腥统治，饿死了1亿多农民（不含三年饥荒，饿死的3000万人），战死了二亿多青壮年劳动力（不含被孙蒋抓壮丁，虐待而死的1000多万壮丁），再加上另外的近一亿的非常正常死亡的中国人。孙文的革命的确成功了，但是中华民族死了4万万多人，清朝国民的确全死光了，应验了张振武的恶毒咒语。在此，孙蒋的革命可是勇夺了奥运会金牌，一直就是世界纪录保持者，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最大国耻”。

二所谓“花光”就是，清朝时期，日本的GDP 是清朝的1/6，而北洋时期，北洋的GDP 是日本的1/2，而民国时期，民国的GDP 是日本的1/10000，这说明了问题。俺不多讲了。

三所谓“诽光”，也就是用国民党神话化了的三民主义理论去对中国5000年的帝制和谐社会进行系统性的全面的诽谤。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黨，仿照苏俄式的革命手段，把「黨」、「政」、「军」、与「特务」混合一起，以为夺取及控制全国政权的工具。1923年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便陆续随着俄顾问鲍罗廷 (Michael Borodin)到广州助孙展开“黨化”运动。这运动包括“黨化公务人员”，“黨化司法”，“黨化军队”，“黨化教育”等等。譬如，以黨化司法来说，强迫司法人员入黨，当时大理院长赵士北因主张“司法不黨”，即被撤职。革命最先废除的就是中国2000年帝制体制下和谐社会的司法制度，因为国民黨就是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而蒋介石新的王朝建立几十年后迟迟不去完善新的司法制度，其原因在于国民黨不愿意做茧自缚，损害自己的强势地位和既得利益！在黨化运动中，以黨化教育对于中国2000年帝制体制下的和谐政治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从此，中国5000年的所有帝王全被妖魔鬼怪化，成了牛鬼蛇神与罪恶的化身，而乱臣贼子孙文与蒋介石反倒成了圣人与国父。这可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

有人说，因为有了孙蒋革民党，才有三年饥荒，饿死了3000万人，因为有了孙蒋革民党，才有了灭绝人性的、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运动，才有比暴力“武革”还残暴的“文革”……；因为有了孙蒋革民党不择手段地为了一己私利、一党私利、不顾民众死活，相互争权夺利，中国整整混乱、动荡了100年……。康有为、杨度和袁世凯早就同孙文国民党探讨这些问题，并警告革命必定会有如此恶果。但不知为何孙就是要终生反对帝制，最后还走上了“反帝、反封建”反人权、反科学、反人类文明之路。可见，胆敢反皇帝的人的确是一群视民如草的乱臣贼子和亡命之徒。

与中国5000年的民帝们很不一样，孙蒋犯下很多的祸国殃民之错，是俩位有过无功的视民如草的乱臣贼子。

 

参考资料：

1．美国人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美国人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真正的中国佬》，中华书局

3．英国人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华书局

4．英国 人约翰.巴罗爵士《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5．李铁映《论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张永东《百年之冤，替袁世凯翻案》明镜出版社

清朝时期，日本的GDP 是清朝的1/6，北洋时期，北洋的GDP 是日本的1/2，而民国时期，民国的GDP 是日本的1/10000

中美车商运营利润率之比30%：5%，购置环节税费之比50%：5%
中国车价奇高之谜：一半税费一半暴利
昨天CBN刊发《销量全球第一背后：中国车价仍远超美国》，引发了消费者对中国车价奇高的热烈讨论，众多网媒上跟帖无数，刚花23万多元买了一辆凯美 瑞轿车的武汉汽车维修厂老板李先生，在得知这车在美国只要2万多美元，折合人民币不过15万元时，也忍不住反问CBN记者：”中国不是人力成本和原材料比 美国便宜很多吗？为什么凯美瑞在中国比美国还贵这么多？”
其实，中国售价普遍在20万元以上的中高级车，在美国售价多为15万元左右。28万元买一辆雷克萨斯或奔驰，在国外轻而易举。50万元，几乎在国外可以买到大部分品牌的高端豪华车，包括奔驰S系列部分车型和宝马7系。
不仅仅中高级车和豪华车，在中国处于入门级的中级车售价也高于美国。丰田2009款卡罗拉美国售价为1.5万美元~1.9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0 万~14万元。而在国内，卡罗拉售价为12.78万~19.28万元。越野车方面，丰田FJ Cruiser特别版在美国售价为24410美元至29165美元，约合人民币17.5万~21万元。国内仅有一款FJ Cruiser在售，售价为45万元。
“中国的车价大部分是由竞争关系决定的，成本只是其中一部分因素。”汽车专家贾新光对CBN记者表示。相对于欧洲和美国超过100年的汽车销售史，中国汽车市场无论规范程度还是竞争激烈程度均远远落后，企业利润也远远高于欧美。”一个市场运作得久了，相对会比较透明，价格也会稳定。”
标准普尔公司2008年报告称，中国国内汽车制造商平均运营利润率为30％~35％。西方成熟市场的平均运营利润率仅为5％。
以豪华车为例，中国的豪华车几乎被宝马、奔驰和奥迪三个品牌瓜分。而在美国和欧洲，宝马、奔驰和奥迪却要面对更多竞争对手，比如凯迪拉克、林肯、玛莎拉蒂、美洲虎等。
中国的中高端车领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在2007年凯美瑞上市之前，雅阁和帕萨特几乎垄断了中高端车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凯美瑞上市后，该区间竞争加剧，售价开始出现下滑。
另外，技术转让费也进一步抬高中国车价。由于中国合资汽车公司中，中方与外方的股比多为50：50，外资公司对引进到国内的车型，均征收技术转让费，该项费用大部分占到整车成本的10%以上。这意味着，一辆20万元的车，其中2万元是额外支付给外方的”学费”。
昨天，CBN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丰田（中国）公司时，对方回复称：”去问合资公司，丰田（中国）没有定价权。”凯美瑞的生产厂家广州丰田则不愿谈中国车价超过国外这一问题，称”应采访豪华车”。
除了竞争关系外，国内多家汽车公司表示，中美汽车的巨大价差跟中国特殊的税收政策有关。
华晨宝马一位人士昨天向CBN记者表示，中国的宝马之所以比美国价格高出许多，”主要是来自海关的税收及政策因素”。以售价116万元的宝马 740Li为例，从进口到被中国消费者购买，中间有三道税，分别为25%的进口关税，排量3.0升以上征收的25%消费税，消费者购车时9%左右的购置 税。其中，关税和消费税为包含在车价内的税费，购置税为车价以外的税费。消费者在买卖中承担的税费成本约为”进口关税19万元+消费税19万元+购置税 10万元”，共计48万元。
国产车虽然没有进口关税，但也要缴纳其他相关税费。
国内一家合资汽车公司内部人士昨天对CBN记者表示，该公司在生产环节要上缴17%的增值税和5%的消费税。车辆上市销售后，购买者还必须支付约9% 的购置税。而在美国，大部分州对汽车公司仅征收5%~10%的税费，终端环节也没有购置税。而在日本，轿车的平均税率大概是11%，德国则为7％。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汽车业内专家表示，由于企业在生产环节已缴纳了一次消费税，消费者在买车时的购置税实际上形成了”二次征收同一税费”。(.第.一.财.经.日.报 .唐.柳.杨)来源

无奈啊！

作者：刘植荣

写在前面：公务员工资改革不是公务员自己的事情，而是人民的事情，道理很简单，人民是纳税人，是公务员的衣食父母。所以，公务员工资改革没有人民的参与，就是非法，是盗取人民的钱财。公务员自己给自己涨工资的罪恶比强盗的罪恶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都是抢夺人民钱财，但强盗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而公务员则总能逍遥法外。要声明的是，我也是吃“皇粮”的，所以，那些政府官员看到我的文章不要误认为我有“仇官”心理。

根据2004年7月13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包括总统在内的白宫工作人员共有431名，他们的平均工资为67,750美元/年，比美国公民的平均工资高出0.8倍，美国公民的平均工资约为36,764美元/年。美国总统布什的工资为40万美元/年；副总统切尼的工资为18.14万美元/年；紧跟其后的17位高官的工资为15.7万美元/年；布什的私人秘书埃什利·埃斯杰斯的工资为7.3万美元/年；白宫内从事“辅助性”工作的几十名工作人员的工资为3万—4.5万美元/年，最低的要数白宫内部的话务员和邮政人员，他们的工资只有23,621美元/年。

以上是美国首脑机关的平均工资，如果计算全国公务员平均工资的话，美国公务员的平均工资肯定要低于白宫的平均工资，全国公务员的平均工资也许相当于全国公民的平均工资或低于全国人民的平均工资。但值得肯定的是，美国全国公务员的平均工资绝对不会超出美国公民平均工资的0.8倍！

在一个法治的国家，公务员的权和利都要受到严格的制约，如果公务员自己给自己涨工资，这让他们听来是天大的笑话，人民是公务员的衣食父母，公务员的待遇当然是由人民制订，也就是公务员的工资标准要经过国会的批准。即使美国公务提出涨工资的法案得到批准，为了避免自己给自己涨工资之嫌，美国法律规定“利益回避”制度，即“谁提出涨工资，不给谁涨工资。”而是让下任官员受益，这就避免了公务员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可能，也避免了公务员不干正事，天天琢磨给自己涨工资的现象。因为琢磨了半天，自己一分钱也得不到，只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研究美国宪政的人会知道，美国国会议员要涨工资，等了203年才在法律上有了个说法。这就是关于国会议员薪金变动的《第27条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就有一句话：“新一届众议员选出之前，任何有关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职报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No law, varying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services of the Sen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shall take effect, until an e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s shall have intervened.）这个法案是1789年9月25日提出的，直到1992年5月7日才生效。作为当官的要想涨工资，首先要经过代表人民的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批准，然后还要由全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像中国，电视、报纸、电台、网络几乎每天都喋喋不朽地谈论公务员工资话题，给人的感觉是公务员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自己捞钱。中国公务员工资近些年来的增长幅度我不必多说，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很难说准确的。根据官方的统计，2003年全国公务员年平均工资为15487元，而同时期的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为16024元。这个数字的可信度有多大，读者可以根据自己周围的情况判断。

美国第1任总统华盛顿在1789年任职时的工资为25,000美元员/年，可华盛顿没有领取，白干总统，分文不要。美国总统的这一工资标准一直延续到1873年第18任总统格兰特的第二任期，这时的工资为50,000美元/年，美国历史上的第1次总统加薪等了84年！36年后，美国总统第2次加薪，1909年，第27任总统塔夫脱的工资为75,000美元/年。第3次加薪是40年后的1949年，第33任总统杜鲁门在第二任期时的工资为100,000美元/年。20年后，从第37任总统尼克松开始，总统第4次加薪，工资涨到200,000美元/年。现在的第43任总统小布什很走运，一上台就赶上了总统涨工资，小布什的工资为400,000美元/年，这是美国总统的第5次涨工资。

在美国成立217年的历史上，美国总统5次加薪，平均加薪间隔为43年6个月。再看中国的公务员加薪频率。根据官方的说法，从1985年到2003年，国家曾对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进行过8次调整，18年工资涨8次，平均2年3个月涨工资一次！公务员天天忙着给自己涨工资，还怎么有精力考虑上学贵、看病难、就业、住房等问题？这怎么不让人民怀疑现在的公务员还是人民的公仆吗。

美国总统涨工资，考虑的不是提高总统的待遇，而是维持总统的待遇，因为美元自身贬值的缘故，从购买力角度衡量，总统的实际待遇是下降的。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1美元大致相当于现在的36美元。现在小布什的工资虽然是400,000美元/年，但也就相当于1909年塔夫脱总统时期的11,111美元/年，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美国总统的工资缩水近7成。难怪有人说，美国的官越当越穷。

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农场主出身，卸任总统后，他债台高筑，不得不卖掉土地和自己心爱的藏书还债，当杰弗逊经济极其困难的消息传开之后，美国各地为他捐款16000美元，但这并不足以偿还他的债务和医疗费用。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也出身农场主家庭，离任总统后也像杰弗逊总统一样，卖地还债，最后连居身之地都没有了，只得搬到纽约的女儿女婿家居住，依赖女儿生活。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是个庄园主，离任总统后无法还清自己的债务，在他的遗嘱要求把他剩余的所有财产出售用以偿还债务及利息，只留给后人3柄剑，要求他的子孙们在必要时用剑保卫合众国宪法。第十一任总统詹姆斯·波尔克也是出身家境殷实的庄园主，在任总统期间积劳成疾，离任不久就去世了，妻子只得变卖庄园的土地生活，后来国会给她一笔救济金，使她勉强维持生计。第十三任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由于总统任期内入不敷出，离任时已经债台高筑，无力偿还，所幸他1858年2月获得一位富有的寡妇卡罗琳的爱情，婚后，卡罗琳替他还清了债务。克林顿总统到了后期竟连打官支付律师的费用都没有，靠朋友捐款给他请律师。现任总统小布什也不富裕，妻子经常因为经济拮据而和他吵架。

反思一下中国的公务员工资。我没做过调查，但从现实生活中——不管在单位还是在家庭，不管在散步还是在乘车——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工资问题，公务员嫌自己的工资低，老百姓说公务员工资高。中国公务员的实际所得谁也说不清，因为好多公务员除了工资单外，有说不清的各类收入。我广东的一个公务员朋友说，他有两个工资单，也就是说所得工资是国家规定公务员工资标准的两倍。有的公务员还有这奖金、那津贴，名目繁多。一个朋友在开发区，每个月都收到来路不明的“红包”，开始问领的是什么钱，领导告诉她说：“不要问，知道是给你的钱就行了。” 其实中国公务员还有隐性工资，那就是高福利，如公积金、住房、汽车、公款请客、带薪休假、出国旅游等，这些开支老百姓可是自己掏腰包呀。就拿住房和汽车两项举例来说，目前副部长的住房标准是180平方米（实际大多超标），按北京地区的房价10000元/平米计算，折合人民币180万元；副部长的汽车标准35万元（实际也是大多超标）。如果汽车和住房分别按70年和10年折旧，两项合计，副部长每月将得到5060多元的实际利益，这还不包括房子的维护费用和汽车的维修、汽油费用。

一些公务员天天喊自己工资低，不如工人工资高，可他们就是不肯离开公务员的位置。中国的公务员真是“傻瓜”，专门赖在工资低的官员岗位上。如果思维正常的公务员，他认为自己的工资不如工人高，应该辞掉公务员，去当工人；或者他说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讲贡献，不讲报酬，那他就别天天喊自己工资低，要涨工资。如果说中国公务员工资低，为什么每年各级政府招考公务员，报名的人数是招聘人数的几百倍几千倍？！普通工人招工怎么没有这么多人报考？

中国的公务员工资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地区差，东部发达地区工资收入较高，西部落后地区收入则较低，这极大地阻碍了西部落后地区的人才引进。落后地区本来没人想去，工资再比发达地区低，那更没人愿去了。所以，把公务员工资按地区分类，不仅违反了公民同工同酬的基本权利，也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负面影响，使人口分布更加不合理。

其实理顺公务员工资制度很简单，我们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成功的经验。如法国，他们的公务员按照不同的级别规定工资指数，最高的是812，最低的是217。从指数可以看出，法国公务员的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3.7倍（中国公务员目前的高低工资差别为6.6倍，不包括工龄工资）。这个指数是由法律规定的，不是公务员自己可以改变的。法国每年确定每个指数相当于多少货币，这样一乘就把各级公务员的工资算出来了，只有知道你的职务，知道你的工资质数，任何人都能准确地计算出你的工资，公务员的工资完全透明。例如，你是个处长，工资指数是450，2006年每个工资指数是50欧元/年，那么你的工资就是450×50=22500欧元/年，也就是1875欧元/月。明年如果涨工资，你的处长的工资指数不变，只涨每个指数的货币值。假如明年要涨到51欧元/年，那么你在2007年的工资为450×51=22950欧元/年，也就是1912.5欧元/月。他们的工资管理很简单，小学生就管理了，没有那么多的复杂计算，就是一个乘法、一个除法。需要说明的是，法国的工资并不是只许涨不许落，法国历史上也有冻结公务员的工资增长或增长为负值的情况，这主要根据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公务员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来调整。

综上所述，中国的公务员工资改革走进了死胡同，认为改革就是涨工资，改革就是把工资制度搞复杂。这样的改革只能使政府更加官僚，使腐败现象更加严重，使政府与人民更加疏远，使社会更加不和谐。我们自己承认自己是在搞市场经济，我们可以从每年报考公务员的“疯狂”程度得出结论：我们的公务员待遇不是低了，而的高了，是因为公务员的待遇太好了，才有那么多人挤破头去报考公务员；公务员不是供不应求，而是供大于求。所以，深化公务员工资改革也要应用市场经济理论，不应该把给公务员涨工资作为改革的目标，而要把同工同酬作为改革的目标，即把工资高的降下来补给工资低的，要实行“利益回避”制度，谁提涨工资，谁不得利。什么时候没人想当官了，再考虑给他们加薪。如果连“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都认识不到，那我们就别妄谈“市场经济”了。

来源：http://www.aifeier.cn

延伸阅读

关于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的问答

杨奎松 ：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

瑞典首相与工人的收入差别有多大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唉

毛泽东论拆迁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

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

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第１版，第313–329页

 

读后感：

是的，你现在的感受和刚才的我一样，不相信这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曾说过的。我阅速一向过快，当看到这是4月第1版时，还以为这是4月1日版，加之内容悚异，就以为是网友恶搞。专门请成都理工和河南大学的同学们帮忙在图书馆查证，证实确为毛选第五卷里的话。考虑到毛是个诗人，说话常有些情绪化，但是专门收录在毛选是要很慎重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毛泽东的本意。

选载毛泽东的著作是不会被和谐的，对伟大领袖的思想进行学习更不应该被驴霸，所以读后感如下，望有关部门给我一些宽容，我写字为生，无以为命，爱家爱国，不想自焚，现心得如下：

一、很感动毛泽东用巢里的雀儿来形容中国人民，其实中国人民很卑微，他们大多不会关心政治，只关心粮食和蔬菜、房子、生产工具。从世界范围里，中国人是最好管理和忽悠的（这有赖于儒家思想的伟大教化），只要给口饭给片瓦，基本一辈子不会反。但不要触碰他们的底线，即，不要砸他们的锅，不要揭他们的瓦，底层生物（原谅我说出真相）在生存底线遭受挑战时，会迸发出比高等生物更可怕的战斗力，会以伤害自己及对手的方式解决问题，比如自焚。

自焚当然不划算，但这时候我们还说什么这人是否理智，是否违章，当这人已用生命来捍卫一件东西的时候，作为统治者，应该尊重他们的情感。自大禹始，我们之所以要成立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是因为要让大家活得更有安全感，更像一个人，而不是更憋屈，更他妈像一条狗，而且还是丧家的。

其实人民是爱自己的国家的，一定要相信这一点，不要疑神疑鬼，处处皆暴民，你用暴力的眼光横扫天下，天下皆暴民了。看，他们连选举权都没有，就承认你们是伟大领袖和英明管理者，还纳税，多顺，多傻的人民呵，善待他们，大家互相给一条路，借过，此为和谐。

二、建国大业之后，有些人掌了权，就不爱人民了，就横行霸道了，更由于某些地方官员拥有“不解释权”，人民无处说理，有理讲不清，就只有像祖先猴子那样扔石头还击来犯之敌，世界文明进程都这样了，我们还有这种返祖现象，您不觉得人民其实不是可恶而是可怜么。所以毛泽东说“打才能解决问题”。

很怕，在建国大业之后，再拍一次《建国大业》。

三、毛泽东居然主张修改宪法，放行进京，罢工自由，这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和群众的矛盾。他要是活到现在，会气得脑血栓呗儿一声就死过去。因为，现在信访群众会被当成神经病还有医院证明，到北京，暂住证也会被条子撕了，现在的老板巴不得你罢工，正找茬儿开你，就送刀口上来了。我们的《劳动法》其实接近于废纸了，《物权法》可以叫作《无权法》，倒过来念也行，它根本就是一个屁，抵不过政府一个手谕。

四、毛泽东说谁不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就得革掉，革掉好。这显示出毛的幼稚，。现在的情况：有关部门可以用违法的手段来伤害人民，出了事就算是“工作手段不合理”，行政处分了事，比如上海闵行钓鱼事件二个政府官员（相对而言成都对钟昌林的处理还算及时和深入的）；而奋起反击的人民则叫做“暴力抗法”，得拘留和判刑，比如成都唐福珍和上海潘蓉。

这就太好玩了，在一场械斗中，代表官府的是工作手段不合理，代表人民的却是违法。哪怕捉奸，你也不能说一方是调情，另一方却是强暴。

人民拿什么来革掉呢，到后了，只能革掉自己了。最悲哀的是，革掉自己后，家人还要被判处行政拘留，自大秦以来，复见连坐。

五、很多地方的拆迁都是以修建公共设施作为名义的，以此假装大义凛然。但以大多数人的名义来剥夺少数人的利益，是猥琐的，最终也会伤害到大多数人利益，有关部门一向是擅于挑起群众斗群众的，让人民和人民先行火并起来，比如单双号限行，说是照顾更多数的自行车族，后来大家发现自行车也快实名制了；比如涨油价，说是保护环境、不让无车族负担过多的税钱，后来发现连天然气和自来水也涨价了；再比如为了照顾农民兄弟就粮油肉菜涨价，可农民兄弟一转眼就发现自家连地，都被任志强他们收走了……

美国政府，可以为一个老太太的破农场让高速路绕道七英里，造价多出4亿美金。但美国的大多数并不以为这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却以为美国政府带来了安全感——只要有一个人不愿意搬迁，奥巴马也不可以动用FBI、CIA。这才是真正的大多数人的利益。

六、听说全国人大法工委开始动手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也就是前几天我说的杀人《条例》，第一次，全国人大，全国人民的老大。

七、我还是不很放心，怕大学生们看的是盗版毛选，或者根本就是篡改过的矫诏，急望人民就地查阅，以正视听。

若是，再遇强拆，人人——手执毛选当空舞，不怕城管来抓捕，不扔石头不自焚，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钦此。

来源：李承鹏

原来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有过教导了！

《联合早报》/韩咏红

当成都金牛区女厂主唐福珍用打火机将自己浇上汽油的身体点燃时，被烈火燃烧的不只是唐福珍的生命，更是中国舆论界的悲痛以及对政府强制拆迁手段的愤慨。

这是今年里第三起因强制拆迁而导致的自焚事件。或者说，经媒体曝光的已至少第三起。最早的一起发生于2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30岁的工人王娜家所住的房子被强制拆迁，她在屋里浇汽油引火自焚。

青岛胶州市的小店主张霞1998年买下180平米的土地，建了二层楼房开酒楼，有产权和土地使用证。2007年，该土地被当地政府卖给开发商做小产权高层住宅。张霞与开发商就赔偿方式谈不拢，今年10月28日，在遭遇第四次执行强制拆迁时，张霞提着汽油一边哭一边用石块扔挖掘机，现场公安来抓她，她往身上浇汽油，最终点燃了打火机。

自焚，却没有阻挠推土机的前进。唐福珍和张霞的房子在他们激愤的行为后依然灰飞烟灭。只不过，上述几个人中，张霞与王娜经抢救，人还活着。唐福珍抢救16天后，于上个月底撒手尘寰。临终时，她几个家人还因“暴力阻挠依法拆违”指控被刑拘，无法见她最后一面。

在快速扩张发展的中国城市里，拆迁一直是个高度敏感的话题，一笔难算的账，更是社会紧张与官民冲突的一大根源。在发展的强势逻辑下，部分因为阻碍城市重新规划，或违背土地价值最大化使用原则的原有建筑，往往被权势机构看做“绊脚石”，面临被强制拆除的命运。

城市发展有其强势逻辑，但是文明社会的另一项根本原则，是对私人合法产权的尊重必须放在首要位置，中国2007年通过《物权法》其实已体现了这项追求。再者，出于商业目的的发展规划，以及基于公共利益的土地征用必须区分对待，房地产商开发土地以牟利，要依据民法与土地上的产权所有者进行交易，公权力不得介入。

但在现实中，情况有时不是这样的。

一方面，靠“土地财政”作为收入的地方政府将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住户一同“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由商人与政府、城管合作使用方法让原有住户离开。

还有一些情况，是一些产业早年因各种原因没有解决产权问题，后来成了违法建筑而被政府理直气壮拆除。

成都唐福珍看似后一个例子。据《新湘报》报道，她与夫婿胡昌明原本在成都市区做服装生意，1996年被胡昌明老家天回镇金华村说服回村投资设厂，并且以优惠条件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建房用地合同。期间，夫妇俩作为村领导招商引资的成功样板，还分别被评为“勤劳致富带头人”、女性自主创业模范。

但是，村领导一直没给胡昌明办下必要的房地产证书，2005年金牛城乡一体化，地方政府要修路，指胡昌明的工厂为违章建筑，因为修路，必须拆除。几经谈判，补偿金提高217万。但胡昌明自认对工厂的投资超过700万，这个价码难以接受。

此后，就发生了胡昌明上访，企业停产以及最后的唐福珍自焚事件。金牛区政府事后发通告强调，胡昌明工厂属于违章建筑，政府的行为合法。对于唐福珍之死，它说“深感惋惜”，“现场指挥的有关人员判断不当、处置不力”，对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采取停职调查处分。

这些理据可以说得理直气壮，普通人心里却有另一个直觉的质疑：如果不是遭遇强烈不平，正常人怎么会采取自焚这样最惨烈、决然的自残手段？

再者，当面对一个生命存亡的关键时刻，执法人员的无情让许多人震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发表评论指出：“在明显要发生流血事件时，推土机还轰鸣不止，这让政府在人性和道德面前蒙羞。”

中国古话说：“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当老百姓连性命都豁出去时，执法机关进行社会管理的手法将更有限。在往后的官民抗争行动中，有一部分人会将汽油往自己的身上浇，另一些人会走上街头，还有人会将汽油往政府大楼上浇。事实上，这些情况这两年已在瓮安、石首等地方出现了。下一次打火机点燃时，对象会是谁？值得为官者深思。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近日，越南在河内召开了一次主题为“南海领土主权争端的国际研讨会”的国际会议，据悉有22个国家的54名专家、学者与会。这一举动很快就被国外媒体解读为，是越南方面试图“在中国越来越自信之时，将这一问题搬上国际舞台”。欲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加上前些时候还提出过要成立所谓“南沙集团”的方案，显然有联合起来“抗衡中国的主权要求”的图谋。

　　上述行动说明，有人在南中国海不仅占岛窃礁、掠夺资源，还想掀起一场“国际化”的“热带风暴”，妄想借助外部力量介入南海地区，使非法侵占行为合法化。因此，对这股不祥之风我们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和警觉。

　　不难看出，推出“南沙集团”方案以及想要制造南海问题国际化是一套连环计，其用意相当险恶。

　　首先这一会议是想以群欺大，以多压少，采用狼群战术迫使中国退让，变非法侵占为合理据有。众所周知，在国际关系上主权问题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容不得妥协退让的。企图借多国联手化来压中国，也不可能因为占多数就自然占有法理和道义上的制高点，诚如群体性抢劫和个人抢劫在性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抢劫，前者可能更为恶劣。当然，所谓的“南沙集团”是否能够形成，本身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在抢夺南海权益中，他们各有各的盘算，而且存在利益纠葛，但这种设想确实是相当可憎的。

　　其次，如果“南沙集团”之计不成，那就来个“国际化”，把事情闹大，引起世界的注意，特别是在某些大国的暗意支持下，以便抢先制造国际舆论，占据有利位置，使南中国海的混乱局面长期化，迫使中国接受南海主权被瓜分的现状。殊不知，现今的中国虽然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但国际地位已今非昔比，特别是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是寸土必争寸步不让的。主权被瓜分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想通过国际化强行制造瓜分的局面，必然带来强有力的反弹。这显然不会给南中国海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安宁。随着中国和东南亚相关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密，这些定时炸弹如果不早日妥善解决，早晚会成为爆发冲突的潜在发火点，而这对所有相关国家来说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南海问题是南海相关国家之间的事，自己的事要自己来解决。全世界类似的海上权益之争有几百起之多，唯独南海之争涉及国家最多，情况也最复杂，但不能因为难度大而去走旁门左道，甚至依靠外力和以多压少的方式来应对。中国政府始终强调要发挥各方的政治智慧，通过外交谈判来妥善解决分歧和矛盾。但愿南海周边有关国家能从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大局出发，认真按照各方已达成的相关协议和联合声明行事，不要把原本复杂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徒增日后的麻烦。更不要乱搬石头，以免砸了自己的脚。▲（作者是著名军事专家、解放军少将。）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丹麦当地时间12月7日在哥本哈根贝拉中心正式开幕。在结束第一天的会议之后，中国政府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中国驻地新闻中心召开了媒体吹风会，向中外记者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此次谈判的主要原则。

新华网报道，中国代表团之前与77国集团举行了长达两天的闭门会议，此次解振华的表态被视作中国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长时间会晤之后的最新表态。

解振华表示，中 国政府的谈判立场是一贯和坚定的，他表示中国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到2020年减排40%，中国政府不接受发达国家向中国提出的更多不合理要 求，同时指责发达国家“尽开空头支票”，无助于谈判的实质成果达成。

解振华说，首先，发展中国家要求一定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坚持巴厘路线图。现在的一个斗争焦点是一些发达国家主 张把双轨谈判合并成一条轨道，彻底抛弃《京都议定书》。如果《京都议定书》取消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就不会有什么实质意义。因此“是双轨制，还是两 轨合一，这是本次大会各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发展中国家集团在7日上午的大会上纷纷发言，坚决表示要进行双轨制谈判。

其次，本次大会要确定发达国家2012年至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是多少。 因为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大幅度减排。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这次会议一定要确定发达国家到底要减排多少，相关目标既要符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要求，还要符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建议。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中长期行动规划，中国和77国集团要求发达国家到2020年减排40%。这个要求也是基于IPCC的建议和公约的要求来制定的。

第三，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发达国家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充 足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后者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要拿出多少资金，提供什么样的技术，建立一个怎样的机制来达到相关要求，有关谈判已进行了很多年，但直 到今天发达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作出实质性承诺和切实行动。“本次会议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发达国家开空头支票，到最后根本不落实”。 解振华表示，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都没有到位之前，在全是口头支票的前提下，发达国家没有 资格要求发展中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第四，在没有得到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已经在国内采取积极减缓的行动，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中国在1990-2005年间，单位 GDP的能耗降低了47%。这个努力说明中国政府是负责任的国家，印度巴西等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也都相继提出了国内减排的目标。解振华表示，这是我们发展中 国家为气候谈判作出的贡献。

解振华还介绍了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主动采取的减排措施。他认为，这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他们作为负责任的国 家，为全球发展做出的贡献。他强调，这些措施都是在没能得到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情况下采取的，不属于国际社会可报告、可监测、可核实的范围之内的措施和行 动，这也是符合巴厘行动计划的要求与授权的。

解振华表示，77国集团和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目前已经就哥本哈根会议成果提出了各自的的建议文本。因为发展中国家要求所有谈判基于 《公约》和《议定书》、按照双轨制来进行，不希望也反对进行其他的谈判，中国政府支持这一态度。基础四国和77国集团提出的关于会议成果的文本，是因为在 发达国家已经提出新草案文本的前提下，需要作出相对应的文件。解振华表示，与其让别人提出，还不如自己提出一个相应的文本。如果发达国家提出，发展中国家也要有相应的文件。

解振华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资金和技术援助的金额分歧分场大。根据IPCC的建议，发达国家需每年拿出GDP的0.5%-1%，即3000亿 元，而非洲国家则提出应该拿出GDP的1.5%即4500亿元，但现在发达国家仅提出一年100亿的援助金额，解振华表示，两者间的差距非常大。

自今年2月1日,家电下乡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来,在农村消费者之间掀起了一轮接一轮的家电消费热潮。截至10月31日,家电下乡产品的销售额已经突破500亿元,九大类家电下乡产品的销售量近3000万台。然而,在家电下乡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凸显了不少问题。上周,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了为期近3个月的“家电下乡产品售后服务状况”调查结果。结果显示,仅仅9个 月时间,家电下乡产品的维修比例高达12.6%,相当于每8件家电下乡产品中就有1件出现过维修情况,家电下乡产品质量再遭考验。

新华社发

现状:超一成下乡家电回炉维修

记 者了解到,为促进家电企业加强家电下乡产品的使用和售后服务质量,消除农民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疑虑,同时进一步刺激和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中国消费者协会于 2009年8月联合河北、黑龙江、山东、江苏、四川、重庆、湖北、河南、陕西等省市消协组织开展“家电下乡产品售后服务状况”调查活动。

期 间,包括河北、黑龙江在内的各个省市共同对275个村的8188位农村消费者进行了入户问卷调查访问,其中,在问卷调查样本的基本数据特征中,男性占 76.8%,女性占23.2%,同时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层次分别为:1000元及以下的占16.8%,1001~4000元的占54.5%,4000元以上 的占28.7%。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农村消费者对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的需求仍相对旺盛,即便是已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农村消费者中,也仍有35.6%的消费者有二次购买的意愿。

不过,在使用家电下乡产品过程中,每8件家电下乡产品中有1件出现过维修情况。按此标准计算,截至今年10月31日,家电下乡所销售的2787.8万台家电中,就有近350万台的下乡家电产品得进行售后维修。

难题:售后服务水平待提高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家电下乡工作推广过程中,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计算机、手机、微波炉、电磁炉、热水器在内的九大类家电下乡产品的中标企业共有348家,然而,真正承担起家电下乡维修服务重任的企业仍是少之又少。

在中国消费者协会的调查结果中,记者注意到,除了接受过维修的已购家电下乡产品人群占比为12.6%以外,受过家电下乡产品维修服务的消费者的满意度也并不是很高,其中,维修网点远、配件价格贵和服务人员素质低是导致消费者不满意的最主要的三个原因。

“达到比较满意及以上的消费者比例比较高,但仍不足3/4,说明家电下乡产品的维修服务水平和质量还需要提高。”中国消费者协会的调查报告指出,其中,认为“服务一般,说得过去”的占21.1%,较不满意和很不满意分别是5.1%和1.7%。

业内人士指出,家电下乡是拉动内需、刺激农村消费的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对于家电中标企业而言,如果仅是注重产品销售,而不去关注产品的质量以及售后服务水平,断送农村市场将只会是时间问题。

南方日报记者蔡伟

■记者观察

不该拿“垃圾货”糊弄农村消费者

家电下乡政策推进如火如荼,农村消费者购买下乡产品也热情高涨,从今年2月1日,家电下乡在全国推广以来,家电下乡的销量迅速上升,尽管没能达到此前预期的带动上千亿农村家电消费,但至少到目前也有500多亿元的销售额进账。

然而,在农民朋友们欢欣鼓舞带着家电下乡产品回家时,却发现了一系列的售后问题。其中,最令农民朋友们感到恼火的可能就是买回不久的家电下乡产品维修难题,不仅返修率高,维修难点还难找,更为窝火的还是维修服务不到位。

花钱找罪受,似乎成为了部分农民朋友们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第一感受,虽然可以享受到13%的财政补贴,而且,这份补贴也不是能够及时拿到的,甚至还得多次往返于家电销售企业和乡镇财政所,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路费成本。

显 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购买的家电下乡产品再是一个“垃圾货”,那么,对于农民朋友们的打击将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家电下乡企业是否也该好好想一想, 当时口口声声说为农村市场量身打造的产品为什么到现在却有如此之高的返修率,毕竟农村市场不是实验基地,更不是垃圾场。蔡伟

(南方日报)

–  作者：TF
–  发布时间：2009-12-8 10:28:25

–  [转帖]中国网民叹美国“最牛钉子户”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99499.htm

        美国也有钉子户。这两天，一个美国西雅图钉子户的故事引发了中国网友强烈兴趣和热烈讨论。 一般来说，“钉子户”是被拆迁前的称谓，是“钉子”最后都是要被拆掉的，而美国的这个“钉子”没有被拆迁，开发商为这栋只有90几平米的小房子开出了几倍于市价的百万美元补偿，但屋主伊迪丝·梅斯菲尔德就是不肯搬。开发商最后三面围着她的小房子建起凹字形的五层商业大楼。

大楼里是一个健身俱乐部和一个连锁卖场。（腾讯科技配图）

2006年，大楼还在盖，老太还在世，门口是她的蓝色轿车。（腾讯科技配图）

新主人准备把房子架高，改造成这样。（腾讯科技配图）

今年5月的一天，迪士尼给房子系上了些气球。（腾讯科技配图）

梅斯菲尔德八十几岁了，孤身一人，商业大楼的工程项目主管马丁和她成了忘年交，一直照顾这个老人的生活。去年，她在自己的房子里去世了，而房子留给了马丁。

这个让中国网友感觉有点陌生、有点稀罕的故事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热议。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因拆迁引发的悲剧越来越多，拔掉钉子户的手段也越来越激烈。12月6日，网友姚鸿恩发了一篇博文《美国也有钉子户》，讲述了美国钉子户———西雅图老太伊迪丝的故事。这篇博文在网上迅速传播，引发热议。

“啥样的拆迁新闻我们都看过，这样的拆迁新闻我们有点陌生；开发商和钉子户之间发生什么事都不稀罕，但美国这个事儿真是有点稀罕。”有网友说。

记者查阅了一些美国媒体的报道，发现确有此事。房子坐落在西雅图的巴拉德西北46街，建于1900年，只有90多平米，又小又破。

2006年，这座房子开始成为“钉子”，引人关注。有开发商想在这块区域建一个五层的商用大厦，而梅斯菲尔德拒绝搬走，开发商几次提高报价，最后提到100万美元——— 她的房子和地皮最多也只值十几万美元——— 老太还是不肯搬。

开发商无权强拆她的房子，西雅图地方政府也没有帮忙的意思，最后开发商修改了图纸，三面围着她的小房子建起凹字形的五层商业大楼。

给100万美元也不搬

当时梅斯菲尔德老太太84岁。她出生在阿勒冈州，后来搬至这里照顾她年老的母亲。随着城市改造，周围邻居陆续搬走，梅斯菲尔德也成了为数不多的了解巴拉德地区过去生活的人。老太太在那里“不仅没有一个真正的邻居，也没有一个家人”。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不远处有垃圾车充满垃圾车轰隆隆的声音，同时又是一个交通事故多发地的住所，梅斯菲尔德就是拒绝搬走。

“我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噪音对我来说没啥。”梅斯菲尔德说，“我今年84岁了，我在这里很开心，我哪也不去”。

根据政府评估机构的测算，这个差不多破旧不堪的房子只值8000美元，其所在的地皮也差不多只值10万美元。然而，即使开发商最后开出的价格高出了评估价格七倍、达到了100万美元，老太太依然拒绝搬走。

按照她的说法，“我不关心钱，再说，那么多的钱对我有什么用？”

开发商与钉子户的友谊

据西雅图时报报道，老太太从小就很固执。不过，开发商好像很理解这种固执。工程项目主管巴里·马丁甚至关心起老太的生活。

“起初这只是10分钟的时间，”52岁的马丁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但很快，她实际上只能指望你，你不能一走了之。”他带她去看医生。然后他给她洗衣服，做午饭，然后某个晚上他给她做比目鱼、土豆以及青豆。再然后一天三餐，他还给她换了新的假牙。

去年春天，梅斯菲尔德太太被告知患上癌症。6月，她在家里死去。

“她得偿所愿了，”她的多年朋友查理·派克说，“她希望就在自己家里告别人世，就在她母亲当年离世的同一个房间、同一个沙发上。她就是这么顽固”。

老太没有亲人，她唯一的儿子13岁时就死了。

顽固的老太不肯接受百万美元，不肯搬走，但在遗嘱里，她把房子送给了马丁，以感谢他在自己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陪伴和照顾。

系上气球，仿佛飞屋环游记

同样让这个房子引人注目的，还有《飞屋环游记》———迪士尼公司制作、今年5月底在北美上映的动画片。影片的内容和梅斯菲尔德老太太现实经历颇有些相似。5月26日，梅斯菲尔德的老房屋顶上被迪士尼的推广人员系上了五颜六色的气球，就如同影片的海报一样充满童趣，向老太太致敬。

一位名叫Ciara Stew art作者在网上写影评的时候也提到，“不知道孩子眼里这部影片是什么样的，但对于成年人而言，它传递给了一个有关生活的重要信息”，“我们这里同样拥有一个抵抗城市扩展的小木屋——— 梅斯菲尔德老太太拒绝开发商百万的报价，即使她的房子周围被五层高的建筑所包围。”

房子被命名为“信念广场”

房子最终的命运如何？6月30日，房子的继承人马丁以31万美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一间地产指导公司的老板格雷格·皮诺。

显然，马丁也很乐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很高兴房子还能继续存在，我任何时候开车经过那里都能看到它，这让我很开心。”

皮诺准备对房子进行改造，让房子和旁边的商业大楼一样高，下面是一个两层的开放空间，向市民开放。他把这栋房子做成了个项目，起名叫“信念广场”，他认为这个房子让每一个美国人思考自己的人生。

当然，这是一个商业项目，你花钱就可以“买下”房子的一块砖，在上面刻下你的信念和名字。

原来转贴的那个网站图片挂了。现在转腾讯的，呵呵不知道版主为什么转到“事事关心”这里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2-8 10:48:1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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